互联网“人到中年”烦恼挺多

2020年开启了互联网的第二个50年历程。经过50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在搜索引擎中以“互联网”为关键词，将会出现125亿个网页。单从数字上来说，这已经与“食物”“水”“空气”等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所存在的网页数量相等。

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将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也会愈发关键。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一系列由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或是互联网技术和应用所带来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网络战等挑战。人类社会还面临着如何适应网络空间中行为体与新兴技术，以及行为体之间关系的重构。

人类与互联网仍在相互适应

互联网的前50年是人类社会梦想的实验田。互联网实现了全人类的“互联互通”，克服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交往设置的障碍，真正实现了全球化，让地球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延续了工业化时代让人类变得更快、更强的趋势，进一步加速了对个体的赋权。互联网在结构上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克服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科层制”的束缚，提升了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的效率与准确性。互联网也实现了在没有国家干预、没有国际组织协调情况下的正常运作，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作为维护全球互联网正常运营的关键机构，不过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员工，每年几亿美元预算的非营利性机构。

互联网的下一个50年，会是人类“现实”的回归吗？当人类理想中的社会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并没有完全拥抱它，而是有点“叶公好龙”，把重心放到互联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上，以各种理由试图退回到互联网之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讨论开始关注互联网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带来的不平等加剧。互联网让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运行风险。垃圾信息、网络极化、假新闻、僵尸账户、情绪诱导、大数据杀熟，人们把自我意识的丧失，归咎于“算法”对人的控制；在享受着朋友圈“点赞”快乐的同时，也在痛斥着互联网暴露了隐私。

互联网在增强国家实力的时候，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俄罗斯开始了“断网”演习，欧盟强调要维护数据主权，美国试图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这一系列的举动分别从逻辑层、数据层和物理层共同推动了互联网的分裂。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军事化、信息通信技术国家化所导致的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也在进一步推动着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社会并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所带来的这种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消失”的距离和时间也放大了不同的文明与制度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国家作为网络空间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对互联网的态度慢慢演变为焦虑和警惕，试图从数据层面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从私营部门手中夺回核心技术的控制权，国家之间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也成为现实。

“脱钩”思维可能深刻改变互联网未来

中国和美国是网络空间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美网络关系是影响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也将会对两国关系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曾经是中美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并且以中美为核心形成了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生态体系。从结构上来看，两国发展模式高度互补。美国依托硅谷强大的创新能力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核心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中国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用户群体在应用创新和互联网消费领域蓬勃发展。中美双方还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供应链领域现实了完美的连接。例如，在芯片领域，美国主导研发和设计，中国负责封装和制造，其高效和无缝对接在某种程度上将全球化发挥到了极致。正是由于这种互补关系使得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榜单。

当国家无法建立相适应的认知模式和制度时，这种深度相互依赖就会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挑战。相互依赖成为彼此的脆弱点，互联网让两国之间充满了风险和威胁。美国国内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在网络领域实力的增长将会挑战甚至是取代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产业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文件，并且试图从中找出任何能够佐证中国将要挑战美国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象力。例如，美国反复强调华为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实际情况是除了一些偏远地区之外，华为的产品和设备根本就无法在美国销售。

中国国内也有人认为，美国随时会通过对核心零部件的“断供”，或是在设备和系统中植入后门来控制中国的网络空间。双方都有很多案例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任何一个个案的爆发，都会引发对中美网络关系的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新兴科技领域的“脱钩”正成为国家关系“脱钩”的先锋部队，美国几乎动用了全政府的力量，从市场准入、限制投资、出口管制、科技合作限制等多个方面限制与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

在互联网进入下一个50年的当口，也许我们并没有想明白，当中美两个“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对两国关系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